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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使命，并不是协作者的发明。发端于19世纪工业革命的社会工作，是人类应对城市化和工业化造成的社会问题的专业，亦是推动“科学的慈善”的专业。在更早的时候，社会工作的两个重要奠基人之一，玛丽·里士满，她是一个孤儿，也是打工妹出身，她在参与慈善服务的过程当中，认识到为人的服务应该像医生一样专业，所以她写了一本书《社会诊断》。她认为人和社会的关系如果出了问题，就和人生病了一样，需要用专业的精神和科学的方法去诊断、治疗。同时她发出一个呼吁，教育应该支持慈善事业，应该为慈善事业培养人才。因此，在1898年，纽约慈善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工作学院的前身）首次针对慈善组织会社的人员开设六个星期的暑期课程，逐步推动社会工作成为一门学科。
社会工作的另外一位奠基人，被后人称为“现代人事管理之父”的罗伯特·欧文，是一个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家。他做了一个更大的试验，建立了一个理想的乌托邦“新和谐公社”。欧文认为孩子应该接受教育，工人应该实现体面的劳动，教育会决定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工人不应该是一个工具，应该得到最好的照顾。很多企业家可以对待机器那么用心，为什么不可以对人更加用心？他认为环境会对人产生很大的影响，教育应该跟劳动结合起来，在经验中更好地进行学习。
尽管这个试验后来失败了，但是它影响了我们多年的教育和管理方式。罗伯特·欧文也是历史上第一个创办幼儿园的实践者，他本人也是从穷孩子成长起来的，做过童工。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工作专业，是完全来自于我们的社会，来自于我们的底层公众，来自于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发起的一种行动和探索。100多年之后，我们依然有必要继承这些前辈的责任和使命，让社会工作依然和公众在一起，尤其和需要它的底层的公众在一起，这是协作者的基本想法。
如果刚才故事谈得比较感性，那么我们可以通过数据更加理性地来看问题。 1.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是流动人口。第七次人口普查发现，中国现在有14亿多人口，流动人口达到了3.7亿多，意味着每四个人就有一个流动人口。这个数据意味着什么呢？社会工作是为了应对机器化生产和快速扩张的城市化，给人类社会带来变迁引发一系列的问题而产生的专业，本来就是回应工业化人口流动和劳工问题而产生的专业，这是它的应有之义。社会工作跟流动人口问题、农民工问题有一个天然的血缘联系，它也是回应中国大规模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需要去建设的一个专业学科。而且我们现在看到的，流动已经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了，在整个国际移民、难民潮流当中，这个问题越来越紧迫。
2.社会组织对大学生吸引力只有2.26%。全国现在有300多所高校开设了社会工作专业，包括博士点，每年大概培养4万名社会工作毕业生，但是到社会工作实务领域就业的情况并不理想。不光是社会工作专业学生，包括其他大学专业毕业生，他们觉得社会组织有吸引力的大概只有2.26%，现在全国有90万家社会组织，有1000多万人在从事社会组织的工作。从去年疫情以来，很多企业都在裁员，但依然有大量的社会组织包括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在不断招聘。越是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突出的时候，社会服务的需求会越来越强烈、对社会福利的建设需求会越来越旺盛，这是一个巨大的就业空间，但是没有人就业，包括协作者天天都在想办法招人，我们招不到合适的人。
3.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占比总人口万分之四。一方面，我们国家每年培养4万多名社会工作学生，我们的大学教育是由纳税人的钱支撑起来的，这些纳税人就包括了农民工，我们希望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学生，也应该回馈社会。但是因为各种原因，他们并没有到社会工作/公益行业就业，这不完全是学生的事，也不完全是教育的事，各个方面都应该反思，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去正面直视它，想办法去解决。另一方面，我们人才缺口有多大呢？发达国家社会工作的专业人才占人口总的比例是千分之二左右，但在中国是万分之四，社会工作人才缺口巨大。
4.仅有6%的流动儿童接受了高等教育。跟这个问题最紧密相关的，流动人口参与的情况。在10年前，北大一位学者在2010年对1800多个流动儿童做了跟踪调查，发现这些流动儿童当中只有6%上了大学，当中只有2%到3%是一本和二本学校。我们常说教育可以改变命运，但是对这个群体来讲，我们不得不去担心，无论是什么因素，这个底层人群正在逐渐被固化，我们怎么样通过教育、通过社会工作去突破它，这也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