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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7日、8日，中国教育公益组织年会在文化古都西安举行。这是继2009年、2011年之后的第三届年会。共有223家教育公益组织的代表和政府部门、研究机构、企业等500余人参与了为期两天的年会。会议规模之大、议题之丰富，交流之深入，为历次之最。 一 、2013年年会概况 本届年会的主题是“底部攻坚—自下而上的教育变革”，这既呼应了在“后撤点并校时代”，农村教育重视后20%的弱势人群，重视村小、教学点建设的现实，也是草根公益组织自我建设、发展提升的一个号召。期待通过梳理教育大环境的变化以及教育公益组织的现状，启发公益组织的思考，促进公益组织之间的交流、学习与合作，促进中国的教育公益事业。 年会组织者提交了3份研究报告：《中国农村教育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中国教育公益组织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中国教育公益组织工作领域分析报告》；并提供了包括223家机构的《2013中国教育公益组织名录》 7日上午，会议设置了3个主题发言。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介绍《我国农村教育的发展和挑战》；西北大学REAP项目组史耀疆教授介绍了对城乡儿童身心成长与教育资源差异的调查数据；教育部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副主任胡平平介绍了我国县域基础教育水平监测指标的变化。8日上午，21世纪教育研究院执行院长黄胜利发布了《中国教育公益组织现状及发展趋势》的研究报告，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刘文奎做了《中国扶贫基金会与教育扶贫》的主题发言。 会议举行了3个主题的圆桌沙龙讨论：农村小规模学校的恢复与建设、教育公益组织的现状与发展、2013世界教育创新峰会的启示。 会议设置了10个主题的分论坛：如何切实关注留守儿童的成长；如何有效满足流动儿童的发展需要；探索农村教师职业成长的不同途径；面对少数民族儿童教育改善的困境；以多元教育资源推动教育创新；公民教育与儿童社会化成长；寻找社区教育的切入点；如何在项目设计中融入政策倡导；改善支教组织的工作模式和效果。 会议利用晚上时间开展了7个与会者自组织的、开放的沙龙活动：一人一故事示范演出；共生舞蹈体验；教育戏剧体验；教育公益组织案例探讨；性教育课堂之经验谈；基金会与教育公益组织对话；阅读推广交流。 8日下午，大会的“闪电发言”环节引起热烈反响。5名与会者各用8分钟时间介绍其创新性的工作模式和理念；6名与会者随机发言，各用3分钟进行交流和分享。 会议向教育部提交了 《关于实施“农村小规模学校振兴计划”的倡议》，吁请教育主管部门和教育公益组织更多地关注农村的村小、教学点。 最后，奕阳教育研究院院长张守礼对年会进行了小结。在会议过程视频的生动展示和现场的欢声笑语中，年会宣告结束。 在正式会议之前和之后，还举行了6个对教育公益组织开展专业培训的工作坊。 本届年会由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陕西纯山教育基金会共同主办，资助方为香港徐氏家族慈善基金会、北京亿方公益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和澳门同济慈善会。 二、 关于农村教育的需求和思考 年会梳理了农村教育基本情况和发展趋势。历时十年的农村“撤点并校”造成学生上学远、上学难、上学贵，以及新的流失辍学等诸多问题，出现了两类新的教育边缘化群体，即进入城市的流动儿童和留在农村的留守儿童；出现了三类特别需要关注的农村学校，即城镇的大班额和大规模学校、集中了最多留守儿童的农村寄宿制学校，以及沉淀在最底层、学生人数很少的村小和教学点，统称为“小规模学校”。 关于农村小规模学校的恢复建设 如何振兴农村小规模学校，使它由“小而差”变为“小而优”，是农村教育“底部攻坚”的重要内涵。前十年小规模学校被教育主管部门抛弃，在它恢复和重建的过程中，不要在后十年因质量太差被家长抛弃，这是一个忠告。振兴小规模学校既是为了帮助农村最弱势的儿童，也提供了一种变革的启示，看看能否在这一过程中找到农村教育实质性的变革之路，摆脱以升学为目标的主流模式，使教育与生活相结合，给农村孩子一个相对美好的未来。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雷万鹏认为当前农村小规模学校是一种必要的存在，但是否未来农村教育发展的主流模式，仍有待观察。我们既要反对盲目地撤点并校，也要避免陷入小规模学校的热点话语中，因小失大。 农村教育和城市教育：龟兔赛跑、连接和翻转 歌路营谈到农村孩子的教育需求，称一是无聊，学校教育无趣味和吸引力；二是无助，因为留守在农村；三是无望，不知道读书有什么用。徐冬梅认为其实在城市中很多人也不知道教育出来干什么。我们已经到了这个时代，须使我们的教育与乡土建立一种连接。 会议质疑了将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相同化和相对立的思维。我们目前解决教育问题的思路还停留在工业化时代，让农村教育跟在城市后面“龟兔赛跑”。农村教育必须从自身的需求出发，具有农村特点，要把农村教育还给农村，还给学生，还给家长，还给社区。郭少棠教授强调，农村与城市的问题不应截然分开。在后工业社会的发展环境中，应该有新思维，使整个教育成为一个很大的平台，将城市教育、农村教育、流动儿童教育等融在一起，形成一种互动的关系。纵观世界，美国最糟糕的学校不在农村，是在城市。城市学校、城市学生也有很多问题，可以用乡村文明加以滋养补救。农村生活有好的部分，有多元文化的价值。 有人认为，应当如同“翻转教室”那样将教育的传统概念颠覆，直接将最新、最好的方法带给农村，带给少数民族。越是落后的地方用最新的概念、最好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最好的人才，而不是把已经落后、需要淘汰的东西输送到农村。 三、关注教育哲学和教育创新 重视教育哲学、凝聚教育理想 会议一再出现需要抬头看路、重视教育哲学、教育价值的声音。 福特基金会高级项目官员何进认为要重视教育哲学，有一个清晰的价值观和方向感，去做正确的、有价值的事。教育哲学讲的就是方法论、做事后面的价值观，到底把什么摆在第一位。在工作中，应当是想大事做小事、着力饯行，但现在太多人想大事做不了大事，徒有理念。李英强认为一些机构做支教、阅读等，很多停留在送书本下乡，教育扶贫阶段，停留在教育的外围，没有回应“孩子需要什么样的教育”这样本质的问题。这个问题不应该由政府提供标准答案，要体现民间的主体性和价值观。杨东平谈到需要形成“什么是好的教育”的理想共识，这主要不是资源问题，而是解放思想、形成思想市场，从而凝聚共识，推动改革，去追求好的教育、真教育。 胡平平介绍，教育部今年出台的中小学质量综合评价指标框架，分为五个方面，即品德发展水平，学业发展水平，身心发展水平，兴趣特长养成，学业负担状况。 日日新学堂的创办人王晓峰谈到他们的教育理念，就是杜威所说的教育无目的，教育即生长，崇尚儿童顺其自然的成长。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已经推出“教育思想网”（http://www.eduthought.net），以期促进这一工作。 认识教育变革和教育创新 北京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执行理事梁晓燕和爱聚公益创新创始人余志远（安猪）对于2013世界教育创新峰会（WISE）的介绍，给与会者极大的兴趣和启示，使我们意识到中国正置身于后工业时代全球性教育变革、教育创新的进程之中，重要的是认识变革的路径和方向。 一是认识教育变革是如何发生的。世界教育创新峰会的参与者包括世界各国各类学校的校长、教育研究的专家学者、教育公益组织代表、高技术企业和企业家、教育管理者及家长，这提示了新的变革中不同的创新主体。学校是可能发生的变革的重要载体，要特别重视校长的创新作用。还需要认识，实质性的教育变革比较容易出现非主流的教育边缘，出现在体制外的教育。这是因为政府所提供的大一统教育只能做“不错”的事，无法承担创新失败的风险。因而，政府特别需要学习的，是制度化体制对教育创新有宽容和吸收的弹性，使得体制外的创新能够被接纳、融入正规制度而得以推广，这是刚卸任的澳大利亚前总理吉拉德的重要认识。 二是技术在什么程度上能改变教育、能改变教育什么、不能改变什么？2013年WISE大会，对技术、学习和老师的功能及作用有更多的反思。在知识经济和网络时代，就知识学习而言，上学只是一种习惯而非真正的需求，因为理论上学生已经能够使用技术环境践行自我学习。然而，为什么技术并不能真正取代学校教育，是因为教育中最核心的因素——学生之间和师生之间的互动关系不可取代。技术不会取代老师，但会改变教师的作用，将教师从知识的提供者变为学习过程的指导者、组织者、支持者。 因而，网络时代将促使教育发生两个重要的转变：一是从教师中心转为学生中心，体现在自主学习、翻转课堂、网络公开课、MOOCS等等。二是从学科教育转为生活教育，学习不再局限于课堂内和书本知识的学习，而是学习一切与成长有关的内容，重视各种社会化、参与式、户外学习等途径。这为面向未来的教育创新提供了理性认识和理论支持。 充分认识非正规教育、社会化教育的价值 未来的教育不仅仅发生在校园、课堂，社区、公共文化设施、户外活动、家庭都是未来教育新的拓展点，可以成为教育公益组织重要的工作领域。二是教育公益组织的功能将进一步拓展，类型将逐渐丰富。满足教育的发展性需求，在多样化和个性化课程，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网络自主学生、在家上学和青年社会化学习等方面的多元探索，是终身教育和社会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 例如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燕在北京的农民工儿童中开展的“四环游戏小组”项目，她谈到非正规教育的价值。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非正规教育作为社区教育具有地域性，供与需紧密联系，能够灵活而有针对性地发展适合需求的教育。非正规教育是根据当地环境和条件因地制宜，就地取材、能者为师，成本低而效益高。非正规教育还有着开放性、与社区的紧密融合度以及共同参与性等特点。符合现代教育的民主性、多样性、开放性价值。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郭少棠倡导“四维教育”的概念，即学生，家长，社会以及学校，学校要把学生、家长，以及整个社会的资源融在一起。一个是充分利用社区性的博物馆、艺术馆、体育馆等公共活动空间；另一个是包括寺庙、民俗、节日等民族文化、多元文化的教育因素。不要简单地把教育局限在学校里边，从终身学习、学习化社会的思路，我们可能有更多的收获、更好的创造。 四、教育公益组织的发展和使命 近年来，中国教育公益组织正在进入一个快速生长期。据宏观统计，截至2009年，全国教育类社团1.3万个，教育类民非9.3万个（教育类社团绝大多数为官方、半官方的组织；教育类民非绝大多数为民办学校和教育培训机构）。截止2013年10月，全国教育类基金会983家（包括100多家高校教育基金会）。此外，还有一些工商注册和未登记注册的教育公益组织，以及国际组织和海外境外华人组织的在华机构。 根据本次对223家教育公益组织的抽样调查，按社团登记的占7%，按民非登记的占39%，按工商登记的占10%，未登记的占24%。人数在5人以下的机构占52%，年度经费在10万元以下的机构占22%，在10~50万元之间的机构占32%。 根据本届年会收录的教育公益组织名录，我国教育公益组织的工作领域包括以下10类：助学（103家），短期支教（56家），长期支教（34家），帮助教师专业化发展(48家)，留守儿童关爱(80家)，流动儿童发展和融入教育(56家)，儿童早期发展(43家)，多元教育资源提供(65家)，儿童阅读（106家），职业教育（14家），教育议题研究与倡导（36家），社会化学习（1家）。此外，还有支持教育公益组织的基金会29家、民间教育研究机构3家、公益学校8家。 [1] 可见，助学、支教、儿童阅读、关注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是教育公益组织参与最多的领域。 教育公益组织的优势和问题 与会者热烈讨论了新形势下教育公益组织的发展定位和工作模式。 与政府行为相比，公益组织的优势主要体现资源动员广泛性，资源的使用效率，对差异的敏感性以及项目创新能力等方面。如针对不同人群的差异性教育需求，解决社会问题；二是开发与运用多元教育资源，探索教育改革与创新；再如通过第三部门的监督评价，从民间立场进行教育公平和教育政策的倡导。 教育公益组织存在的问题，从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关系看，存在信任感不足，公益组织协调能力不足，缺乏维护和使用地方社会网络的能力；民间汇聚及跨界合作能力较差，形成不了有效对话。从和教育主管部门的关系来看，情况比较复杂。在国家权力扩张的背景下，如农村学校实行寄宿制之后，公益组织的活动空间扩大了还是缩小了，值得思考。另一方面，在政府转型、实行委托管理、购买服务的新的发展背景下，教育公益组织面临机遇，但也可能是新的瓶颈。新形势下的合作，无论对于政府还是公益组织，都需要学习。 立人乡村图书馆总干事李英强认为教育公益组织回应教育问题的研究和行动都不够；同时存在主体性、民间性不够的问题，经常是政府思维。 会议讨论认为，从教育公益组织自身来看，其短板主要是使命不清，工作随机，人才不足（流失）和专业化程度不高。相对封闭的自我操作，行业组织各自为战，缺少共同发声的行动机制，制约了行业的成就。公益组织对彼此的差异性和互补性认知不够，公益组织的项目缺少有说服力的案例，优秀项目的设计和实施缺少评估，这个不利于争取基金会和企业的资金和资源支持。如何整合资源，使其在民间形成联盟，互通有无，共同发展是当前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新公益”和“老公益” 刘文奎反思基金会包括社会组织的发展定位。认为过去是筹更多的钱，是资金导向的。现在的方向是解决社会问题，争取成为一个问题导向型的基金会。 梁晓燕认为，教育公益组织既需要满足农村教育的匮乏性需求，也需要满足发展性需求，两者都重要，但是需要将两者打通。只有对教育价值的认知、对人的发展和精神性需求有所把握，才能在满足匮乏性需求的时候，将新的教育的发展性需求自然地渗透在里面。 杨东平介绍了“新公益”和“老公益”的区别。在全球范围，社会公益组织都处在这种转型之中，即从传统扶贫济困、拾遗补缺、弥补教育资源不足的的“老公益”，转向从事社会创新、解决社会问题的新公益。为此需要有创新的手段，新的思维和技术，需要工作机制、工作模式的创新，更大程度地吸收企业管理和市场经验，以及创办社会企业。 从目前教育公益组织的工作看，很多机构还是在做资源层面拾遗补缺的工作；但也有很多方面，如阅读推广、多元教育资源提供、流动儿童融入教育、学前教育等等，已经具有了教育理念、教育模式和教育机制创新的内容。 加强教育公益组织之间的交流合作 与会者都希望建立更紧密的教育公益组织沟通与交流的平台，形成联盟，搭建一个共同解决问题的发声和行动机制。 目前的10大工作领域，其中阅读推广、学前教育、流动儿童社区教育等已经形成比较明确的支持和发展平台，是值得重视、可资借鉴的发展方向。如果有更多的领域形成公益组织自身交流、合作、支持的机制，意味着教育公益组织进入一个比较成熟的发展阶段。 非公募基金会是教育公益组织中成长和发展最快的组织，对其使命、功能、发展应当单独评价，形成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 此外，对于社会企业之类新型组织的发展生长应予重视。 探讨多元化解决问题的模式 希望改变目前比较就事论事、各行其是、碎片化的干预，对深层次的教育问题实行综合干预，创造一个好的模式，有可能让政府接纳过去加以推广。徐冬梅建议可以建立一个农村教育同盟，每个组织从自己的出发点来合作，比如做阅读、做母语教育的，通过不同的人从不同角度的努力，提供出一个完整的，系统的解决方案。 需要开展项目评估 这既是公益组织相互认识、自我提升的需要，也是基金会提供项目支持的现实需要。总体而言，现在教育公益组织发展定型、具有影响力的品牌项目仍然较少，凝聚和形成一批这样的品牌项目，是能力提升的重要标志。基金会希望通过项目评估，加强与教育公益组织的合作，为优秀项目、机构、创业者提供支持，支持在教育领域创业。 认识教育公益组织草根性、多样化的价值 从教育公益组织的发展趋势来看，如张守礼所言，即使再过五至十年，三五人的小机构仍然会是主流形态，大量的草根公益组织如同经济领域的小微企业，是大量吸引青年创业、就业、具有活力的组织形态。由千千万万小组织构成、非常细分的，而不是大而又全，是公益组织的活力、魅力和生命力所在。未来的行业生态必然是更加丰富和多元。 会议推荐各机构登陆由南都公益基金会等发起的“中国民间公益组织基础数据库”：www.ngodb.org，提供基础数据，作为行业调查和研究的重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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